“在感叹2024年新闻自由指数猛挫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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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5月3日，总部设于法国巴黎的无国界记者（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发表2024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马来西亚在全球180个国家的排名从2023年的第73位猛挫34位，跌至第107位。
吾人完全不应对此成绩感到惊讶，因为马来西亚在世界新闻自由指数的排名，自2002年至2024年的22年里几乎都在后段班，最差排名第147位（2014年及2015年，纳吉任内）；排名百名以内只有两次，一次是2006年阿都拉巴达威任内，排名第92位，第二次则是2023年安华任内，排名第73位。
马来西亚在世界新闻自由指数的排名晚近五年有两次大幅跃进，第一次是2019年排名第123位（马哈迪第二次出任首相任内），比前一年的第145位（纳吉任内）大幅上升22位，领先东南亚邻国。第二次是2023年排名第73位（安华任内），比前一年的第113位（伊斯迈沙比里任内）大步跃进40位，也成为排名最好的东南亚国家。
新政府效应
这两次的排名大幅跃进，均是政权轮替后的第一次评估，但这并不表示新政府比旧政府珍视民主自由和新闻自由。我曾在2019年发表《新闻自由排名大跃升，高兴太早会撞板！》一文提出，除非马来西亚对新闻自由的结构性箝制已然消除或至少大幅度松绑，否则2019年看起来令人雀跃的新闻自由指数恐怕只会是昙花一现。在该文中，我也分析道，新政府上台之后，新闻自由指数上升，至少有下列三个原因：
一、希盟执政日子尚短，暂无让民间明显可见的重大丑闻，而且从前对国阵尖锐的所谓“独立媒体”，在政权更替后对希盟相对友善，甚至奉承，对希盟而言并无整肃媒体之必要。没有可见的侵犯新闻自由的案例，自然有利于新闻自由的评估。
二、在没有可见的侵犯新闻自由的案例之余，国阵和纳吉执政时因言获罪的异议份子则上诉得直（例如漫画家法米无罪开释、祖纳的漫画解禁），又为新闻自由的评估加分了。
三、由于政权更替，从前由执政党掌控所有权的媒体企业（例如首要媒体集团、马来前锋报集团、星报媒体）一夜之间不再是执政党媒体，这点对新闻自由的评估加了不少分。
另一个与新政府效应相关的因素，是无国界记者评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的其中一个方法乃向全球180个国家的新闻从业员、研究员、学者和人权份子发出含有87道问题的问卷，以了解各国媒体多元性、自主性、媒体环境和自我审查之情况。受访者的视角和判断标准，可说决定了问卷调查的成果。
在马来西亚，“政权轮替”是罕见之事，2018年大选首次实现政权轮替，推翻执政60年的国阵，大多数期许政权轮替者都雀跃不已，当中不乏新闻从业员、律师和社运分子。假使有机会填写问卷者以这些群体居多，他们对“新政府”相对宽容的态度（此现象在2018年首次政权轮替后非常显著可见），使得他们填写问卷时的判断标准稍微宽松，以致通过问卷收集所得的意见相对正面，并非不可能。
上述四个因素，亦可用以解释希盟在2022年11月执政之后，马来西亚在2023年的新闻自由指数比2022年大幅跃进40位的原因。2019年和2024年新闻自由指数大幅跃进的时机，都是希盟入主布城之后的第一次评鉴，难道不足以说明这点吗？
别傻了，国家机器没变！
马来西亚在2024年的排名猛挫34位，“回归”至百名之后的第107位，其实比较符合马来西亚的新闻自由实况，因为不论2018年迄今政权轮替多少次、换了多少位首相，除了纳吉兵贵神速地在2018年大选前制订的《2018年反假新闻法令》在2019年废除之外，箝制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其他严刑峻法并无修订松绑，更别说废除了。我不止一次写过，只要这类国家机器还在运作，它就是媒体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The Sword of Damocles），时时在威胁着新闻媒体的自主性和新闻自由，乃执政党操控媒体之利器。
因此，不论是国阵、希盟、国盟，或是当前的希盟－国阵联合政府，总有林林总总的堂皇理由来推搪修法或废法为媒体松绑，即便它们在大选的竞选宣言信誓旦旦地承诺要这么做。以希盟为例，它在2018年大选发表《希望宣言》，承诺废除《1948年煽动法令》、《1984 年印刷机与出版法令》，以及撤除《1998年通讯与多媒体法令》中的不合理条款；它在2022年大选的竞选宣言《希望蓝图》亦承诺检讨或废除《1984年煽动法令》、《1998年通讯与多媒体法令》，但不提《1984年印刷机与出版法令》，亦不提改善马来西亚电台和马来西亚国家新闻社（BERNAMA）等机构的独立性和专业性了。
希盟在2018年执政，2020年因马哈迪和土著团结党背叛而仓促倒台，希盟成员党不时以执政时间短暂为理由，辩解为何没有兑现竞选承诺（马哈迪则公然说道，竞选宣言不是《圣经》，意即无需遵守承诺）。希盟在2022年第二次执政（虽然是与国阵组成联合政府），除了推动成立媒体评议会之外，在修法和废法为媒体松绑方面，还未交出具体成绩单。
反之，过去一年半以来，在所谓抑制“3R”（种族、宗教、皇室）言论的名堂底下，政府采取各种行动整肃媒体、新闻工作者、异议分子和网民，堪称毫不手软，从撤销在野党党报的记者证、阻截异议分子的部落格和新闻网站，到传召《彭博社》主管录口供（报道森林城市开赌场，无关3R课题）等等，堪称罄竹难书，更别说援引《1948年煽动法令》调查异议分子和网民的案件大增。
“3R”此一名词在晚近几年开始为政府和媒体普遍使用，究其实一点都不新，只是冠以新颖的名词。在国阵执政的60年里，种族、宗教、皇室一直都是言论风险区，即便异议分子温和且理性地讨论种族、宗教、皇室的问题，均有可能踩到《煽动法令》的红线而热祸上身，因为红线究竟在哪里，是当权者和执法机关说了算。
《1948年煽动法令》素为执政党祭出打击政治对手和异议分子的利器，尤其是政权不稳定的时期。人权组织人民之声（Suaram）曾于2024年3月27日指出，我国在2022年至2023年间援引《1948年煽动法令》调查的案件增加了65%，2023年就达到28件。可见，动员恶法维系政权稳定，希盟与国阵无异。
在感叹2024年新闻自由指数猛挫之际，吾人应该从严检视的政治现实是“烈火莫熄”喊了20年的政党掌握政权之后，他们对新闻自由的诉求虚与委蛇和难容异议的通病表露无遗。
作者简介：
庄迪澎博士是在学与术两栖的传播学人，现任拉曼理工大学（TAR UMT）传播与创意产业学院传播学硕士及博士学位课程的课程主任，研究旨趣为传播政治经济学，长期观察马来西亚的传播法规、新闻自由、中文媒体和互联网媒体变迁。
本文乃作者观点，不代表《八度空间华语新闻》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