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巫统前总财政，马哈迪第一次担任首相长达22年之时，两度受委出任财政部长的达因再努丁以86岁高龄辞世，朝野多人哀悼。
很多人不知道，即使达因于1991年卸下财长职位，由当时雄心万丈（或曰野心勃勃）的安华接任，他依然保留巫统总财政一职。关键因素当然是因为巫统拥有庞大的商业利益，包括1980年代的舰队集团(Fleet Group)，以及后来获得南北大道工程而红极一时的玲珑/友乃德集团(Renong/UEM)，由达因全权负责；那个私有化狂飙的时代，巫统的企业取得大批国家工程，形同党库通国库，必须由马哈迪信得过的人掌舵，达因乃继续扮演巫统大掌柜的角色，不在话下，毕竟马哈迪习惯玩两面手法，利用达因制衡声势如日中天的安华。
达因离开内阁以后，基本上只专注于扩大自己商业版图，但他依旧是马哈迪最信任的经济顾问，原因在于他的生意遍布亚洲，非洲和欧洲，也和美国企业家保持紧密联系。1997年发生亚洲金融风暴以后，达因所栽培的马来土著企业家，例如Halim Saad, Tajudin Ramli以及Samsudin Abu Hassan逐一陷入困境而需要国家出手相救；就连砂拉越华裔资本家陈柏勤也不能幸免于危机。即使如此，马哈迪依旧把达因请回来出任“特别功能部长”，其实就是和时任财长的安华互别苗头，之后的发展就是安华被革职入狱，对抗政府的烈火莫熄运动一度声势浩大，导致伊斯兰党于1999年的大选中崛起。
那个风风火火的年代，与安华落马后成立的国民公正党结盟的民主行动党，经常在群众演讲中把马哈迪和达因批判为马来西亚朋党主义的始作俑者；讽刺的是，2016年马哈迪为了对抗纳吉政权，退出巫统，与希盟联手迎战大选，达因也随之复出，为希盟领袖站台。
行动党自此不再把达因视为朋党主义之父，而是极尽所能阿谀奉承。达因去世的消息传来，曾经受过其站台恩惠的柔佛亚依淡国会议席败选候选人刘镇东，立刻在其马来文脸书致哀。有趣的是，他的中文脸书却只字不提达因，不由得让人联想是否为了讨好马来群众，面对华社之时，则因为达因形象欠佳而没有任何表示。
坚守民族主义和伊斯兰信仰的马来社会，哪怕本族政治人物生前充满争议，对方离世后往往都会宽容以待，一切由真主阿拉裁决，对达因也是如此。而受惠于《新经济政策》的马来社会的精英，对达因这样的马来政商领袖自是尊敬多于批判，资深媒体人Jahabar Sadiq 的脸书悼文就是一例。
行动党领袖们对达因离世的暧昧态度，透露了他们的投机。如果达因生前确实如他们一度所言，是官商勾结的罪魁祸首，此刻对达因的赞美不就意味着以前因为政治目的而误导民众？如果达因确实在担任公职期间假公济私，行动党的领袖们在2016年以后，不就是为了政治目的而对其予以包庇？
马哈迪于40年前初次委任达因财长，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借用后者的经验以及对商业的敏锐嗅觉，扶持马来土著企业家，往后的私有化确实也往这个方向发展，但这不意味着达因没有非土著的商业伙伴。
事实上，除了上述的陈柏勤，有“卡西欧手表之王”之称的陈华春以及兴业银行的创办人之一的蔡马友都和达因关系密切；无论在朝或下野，达因在商业上也和新加坡的淡马锡控股合作无间。马哈迪在他的第一本回忆录当中，特别提到他对达因只有两个不满：一，达因从不回应针对他的各种传言或指责，为马哈迪带来政治困扰；二，达因和新加坡政府关系好到李光耀曾经写信给马哈迪，表示务必保留此人。
马来西亚过去十年的政治演变充分说明一件事：政坛上的敌友关系可以随局势变化，一再反复。这些年希盟领袖和马哈迪以及达因等人分分合合，民众如果还看不透政客的本质而继续掏心掏肺，随之起舞，也就只能重复被利用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