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债务居高不下，甚至节节上升，不知上限何在，是当代许多国家的大趋势。以美国为例，政府不时停摆，主因便在于民主党比较不在乎债务扩大，而共和党则很在意公债的无限扩大，其后果便是预算案不能通过，而导致联邦政府停摆。共和党为何反对公债无限扩大，主因在于担心政府会因此出台加税政策，而加税实际上便是在劫富济贫，因为缴税者大多是是中高收入层，而不是低收入层。
2024年，美国总统和国会选举中，特朗普和共和党会获胜，主因之一在于美国超级富豪如马斯克支持减税和反对加税。减税实际上便是劫贫济富，而不是劫富济贫。显见这里涉及了一个贫富斗争的课题。
政府举债是否可以没有止境，或最终会不会导致政府国家破产，是个具有争议性的课题。一般认为政府可以长期举债，是因为：
1）以债养债，也就是举新债还旧债以便延长举债能力；
2）是开源节流，即征收税和减少政府支出，如目前大马政府所 要采取的针对性燃料补贴政策；
3）债留子孙，这涉及了一个代际公平的课题。
上述三个方法之外，政治经济学界还另有三个妙计；首先，是采取超低利率政策，如日本从1990年代到今天，便实行超低利率政策或负利率政策。实行低利率政策的好处是可以减轻政府的债务负担，毕竟利率的高低决定了债务承担的能力，只要长期采用低利率政策，便可长期延续举债能力。日本的政府公债占了国内生产总值的200%以上，却没有破产，关键因素之一在于礼零利率，甚至是负利率政策。大马的情况则是，公债利率通常是在3-4%，以至于政府公债虽然占GDP约84%，但是年度还本金负息，却高达近600亿令吉，利率高低的作用。由此可见我，在当代经济利率是个影响经济景气的重要因素。国外的利率走势，特别是美国利率的高低，甚至会影响到大马的股市、房地产、汇率，甚至是国内的消费市场。
其次是货币政策，即政府可以用货币发行量的多少来调控经济动向，包括用印刷钞票的手法来减债。国家与家庭或企业的不同之处在于，国家拥有垄断发行货币的权力。家庭或企业若不能还债，得宣布破产；但是拥有货币自主权的国家，如美国或大马则可以用印钞票的方法来还债。前提是这个债务必须是本币债务，而非外币债务。
如2010年，希腊会破产主因便在于希腊是欧元区的成员国，而欧元区的货币与利率自主权在欧洲中央银行手中，而不是在希腊本国，因此希腊不能够用印钞票的方法来消债。大马的情况则是96%的联邦政府债务是马币债务；因此，有必要的话，是可以用印钞票的手段来消债。只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凡事有其利必有其弊，过度超发钞票会导致通货膨胀失控，从而使本币贬值变成废纸。如1980年代，许多南美洲国家的情况或当前的阿根廷。可见，货币自主权虽然是种便利的利器，但也是一把两面刀，如被滥用便会导致民不聊生及政府倒台。
其三，用快速的经济增长来消债，如最近中国中央政府便提高地方政府的债务上线，以便地方政府能有余钱来促进经济增长，如提高投资率与消费来刺激经济活力。这里的关键是投资必须是能带来长远收入的生产性投资，而不是加重产能过剩的投资，消费也必须是能带动生产性投资的消费，这样才能够使投资与消费相互促进，形成良性循环。这样，才能保证经济增长的速度，能够快过债务增长的速度。也就是说，这是个经济增长与债务增长的竞争。只要经济增长的速度能够超越债务增长的速度，便能缩小债务在GDP的占比，从而逐步减少公债。另一个方法是，如果经济增长速度不够快，政府也可采取只还利息，不还本金的赖帐政策。就如一些生意人向银行贷款，只还利息不还本金，以利资金周转，这样便能让政府持续举债混下去，当然这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消极政策，而不是一种积极的治本政策。
对大多数发达国家而言，由于生育率低和人口老化，政府收入也很可能逐渐减少而开支则逐步增加，特别是养老金和医疗开支。因此，从长远来看，长期采用低利率政策以便减少政府的还债压力，就大马来说，预计到了2030年也会成为高龄少子化的社会，而且是个未富先老的社会。因此如何未雨绸缪，以防止公债无限的扩张已成为当务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