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口发展规律来看，越落后的地区生育率特高，其特点是高生高死，即高生育率与高死亡率并存；发展中国家则是高生低死，这是因为医药与医疗进步所造成的结果；而发达国家则是低生低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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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经济界流行一种北富南穷的概念，即北半球地区与国家较南半球地区与国家更为富裕；其中在欧洲信仰新教的北富国家如北欧与德国，又较信仰天主教的南部国家如西班牙、意大利更为富裕。
之所以，一种流行的说法，是新教伦理有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而较为保守与传统的天主教国家则缺乏这种动力。
在南方，虽然整体上较北方落后但是也有例外，如新加坡便是一个高度繁荣昌盛的国家，其人均收入与人类发展指数也远高于大多数南方国家。之所以，一种看法是新加坡人特别是执政精英，拥有高度的生存与忧患意识，以及亚洲价值观的作用。
在南方国家中也常出现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如印度、泰国与越南都有北穷南富的现象，在马来半岛也有北穷南富的现象。之所以，自有特定的历史与政治经济因素在起作用，也因此而引发不同地区间政治生态。
以印度为例，发展落后的中部与北部地区，主要是以兴地语的雅利安人为主体。他们人口的快速增长引起许多东南部不同种族与语言民族的焦虑，如泰米尔族便强烈反对联邦政府的兴地语同化政策，而限制兴地语在其邦内的使用；显见，不同族群间的人口变化是个敏感的课题。这现象也出现于发达的北方的民主国家。
白人生育率低掀焦虑
以美国为例，许多白人至上主义者如特朗普便很反对美国引进大量的外来移民，更担心到了2050年白人会变成少数民族；最近，英国也发生极右团体反对移民的暴力示威。
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主因在于繁荣富裕的西方民主国家，普遍出现生育率大量下滑的现象，以至有人用白人之死（white death）来形容这现象；认为白人生育率下降是一种自主的自杀，即自愿自寻死路，如古代的罗马便是因此而灭亡。
为了防止历史重演，保守派人士如特朗普便力图阻止外来移民涌入以便保持白人的人口优势，这是一种安全至上的部落主义，这究竟是文明的进步还是倒退？
越落后生育率特高
从人口发展规律来看，越落后的地区生育率特高，其特点是高生高死，即高生育率与高死亡率并存；发展中国家则是高生低死，这是因为医药与医疗进步所造成的结果；而发达国家则是低生低死。
其后果之一便是，全球人口依然在继续增长，如1800年全球人口只有10亿人，但是到了2024年已暴增到81亿人；吊诡的是，这些人口的暴增主要集中在亚洲与非洲，如印度、巴基斯坦与尼日利亚等，而发达国家的人口却逐渐减少，以至于死亡率高于生育率，如日本。
在2022年，台湾与韩国也出现类似趋势，在1950年，欧洲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地区；前20大人口大国中，北方国家占了10名，而到了2023则只剩下4名，即美国、俄罗斯、日本与德国。在当前，人口最多的地区依次为南亚、东亚、非洲、东南亚、南美洲与欧洲。
华族生育率跌至0.8人
就马来西亚而言，在1970年女性平均生育率是4.9人，但是到了2022年則跌到1.6人，低于人口替代水平2.1人。从族群分类的角度看，土著依然保持着2.1人的生育率，较落后的地区如吉兰丹和登嘉楼则个别是2.7人和2.9人；印度族是1.1人，而华族则是0.8人，远低于替代水平的2.1人 。换句话说，大马华族也像日本、台湾与韩国一样，出现死亡率高于生育率的趋势。
实则，根据妇女、家庭与社会发展部的资料，从2016至2022年，大马华族结婚率甚至降了33%，即从9.8%下跌到6.6%；印度族则从12.2%下跌到11.1%；反观马来族则是从10.9%上升到16%，升幅47%。在大马，华族的城镇化程度高达90多%，这也造成生育率出现差异的重要因素。
现代人更注重个人自由
为何越繁荣发达的国家与民族其生育率反而越低？原因当然是多重的，如女性受教育程度日益提高，也有更多的女性进入职场；生活费和生儿育女的成本越来越高；人口日益集中到城镇化的城市地区；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削弱了养儿防老的需要等。
更重要的是，价值观的变化。与传统社会相比，现代人更注重个人的自由、平等与独立，更强调个人的自由、选择、享乐和消费，如跟风旅行而从中得到满足，而不是责任与义务。
外加上现代人物质享受日趋丰富多彩，娱乐多元化，使得生儿育女变得不那么重要。反而是注重集体主义与义务本位的传统社会与乡区，生活方式比较单调也缺乏娱乐，也没有很大的生活压力，其生育率就远高于城市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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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和声，1955年生于霹雳江沙，祖籍潮州普宁县。小学就读于江沙崇华小学，由于大水灾转入霹雳和丰兴中国民型小学与中学。曾就读于台湾政治大学国际贸易学习及到日本学习日语。1990年回国在日资公司当译员和公司顾问。现为退休人士，居巴生，为巴生滨华老友联谊会时事讲座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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