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八年马来西亚第十四届全国大选是个分水岭事件，自建国以来一直老树盘根的巫统严重分裂，三股在野的进步力量结成联盟，致使政治版图大幅重划，然而希望联盟执政不到两年后就被出卖，从而把大马国运抛入一个形形色色的极端种族主义四处飞飏的轨道。马来西亚政治的发展今天已经坠入一个前所未见的新底点，就连一些长年深藏不露的温和的开明马来知识阶层人士也被迫伸出头来发出声音，人们甚至可以听到一两个马来政治人物把马来西亚形容为“ a failed state”。
把马来西亚推向这个境地的人，或者可以说是一个特殊的阶层，我们称之为政客——或者是从政者或政治人物。在一九五〇年代中，我这一辈青年学子读到当年（也是当地）的文化启蒙者连士升先生告诉他的读者：政客不可为！政客是负面人物！我依稀记得他把作为政治人物的人格／行为标准定得很高，几近于古书里所形容的圣贤或君子。Hannah Arendt（汉娜鄂兰）对西方（欧洲）的政治传统（暨其与西方（欧美）现世的政治形态之比较）做了哲学兼历史的考察，她著重指出在古罗马城邦政治里，从政本然意谓著义务，而执政遂意谓著权贵地位以义务为天职（noblesse oblige）。这个权贵意涵在于义务的原则，可以在神州大地农村社会的民间秩序里见到，当然这是在儒家思想的天幕下自然生发，绅农门第建宗祠和藏书馆、办社塾、施医赠药、为乡党排难解纷，不一而足。
在资本主义商业社会的全面改造下，名义上的民主政治体制（nominal democracy）也带出了一类特殊人物：政客／从政者，以及他们的组织——政党。巫统建党之初，组党人之中有几人会意识到这组织将会发展成一个独立国度的现代形态的执政党——他们之中有些人是某个马来王室的权贵，也有些绅农型人物，有些人在跟英殖民当局的官员交往中受到政治启蒙，以及小学教员之类的初级知识阶层。创党十年之后，这些人转型成为一个新独立国家的掌权人，再过二十年，他们以及后来的追随者们就蜕变成为一个牢固执政集团的既得利益群体，随著时间的推移，它和他们也日益僵化和腐化，国家机器变成私人利益输送的渠道，三权分立的制度沦为虚文，权力没有受到正当的监督和制约，治理机关从服务型恶质化为近乎专制的管制型政府，制度极度缺乏纠错的空隙和自我修复能力，制度及其具体操作缺乏确定性，致使民心涣散，国运日衰。不言而喻的，经典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理性在全球经贸一体化和本国的内部利益勾兑的交叉作用下，腐化为一种只能说是弱肉强食型经济（predatorial economy），以及它赖以滋长并对之交叉滋养的金牛犊崇拜社会文化，市场上人人绝对的拜金主义，对财富和权力的绝对崇拜，也只有在这种鄙劣的社会文化底下，我们才能看到一个被控告偷窃数以亿计国家资财并已定罪的政府首长到处招摇，并且受到民众报以“我的领袖”（Bossku）的欢呼。
两年前希望联盟政府倒台之后，马来西亚政治就落入一种西班牙画家果雅（Francisco Goya）所说的“当理性入睡之后，恶魔四处飞窜”的可悲境地。两年来国人不断听到种族和宗教极端分子此起彼伏的叫嚣，潜伏在体制内不同阶层的皂吏甚至嚣张地使用公权力、司法体制、宪法等手段，挑战立国之初早已规定的规范多元种族关系的宪制性安排，细如Timah（马来文，意为锡）牌威士忌酒受攻击刁难，钜如国内非马来族母语学校的合法性受到司法挑战，委实令人痛心疾首。
滥口号“我们都是一家人”
今天国家的领导层基本上是一种盲人下棋的形态，掌权的嘴脸们不懂国家治理（governance）为何物，连他们用冠冕堂皇的智囊机构去豢养的摩登博士师爷们也拿不出甚么亮眼的宏大论述（grand narrative）来蒙骗底层蚁民了，来来去去在“我们都是一家人”的滥口号打转。极端种族主义姿态和排他论述是如此猖獗，就连老成持重的回教宗教学家、中庸的退休外交官以及过去操过某种权柄的前部长都感觉不能不出声批驳。
极端种族主义政客集团何以能这么长久地操控政治权力呢？一言以蔽之，那“论述”就是所谓的马来人至上原则（Malay Supremacy）及其旗下所推行的施政议程（Malay Agenda），这套论述长久以来既俘虏了基层马来民众，特别是乡村和园坵的农民（半岛的国会选区结构的比例形势基本上是“乡村包围城市”），甚至城镇的低收入阶层和小知识群体也受其蛊惑难解。1969年大选后爆发种族冲突，嗣后推出“新经济政策”，在分配正义的名义下大规模推行扶助马来族经济力量的各种行政计划；这政策原定只实施二十年，然而至今仍没有结束。今天已经有马来人物发出呼声，主张结束给予马来人特别保护和扶持的新经济政策，那是马来人经济学界的老行尊。还有马来政治界的后起之秀也在说，马来人在经济领域受到优待，最终不过是害到马来族本身。如果我们翻查旧资料就会发现，近似这样的言论早在马哈迪第一段执政时期就已经出现了。
在一个实行名义上的民主政体的多元国家里，经济生活的分配正义是不可或缺的，这是用来平衡经济原生态固有的有与无、多与少不均衡的纷争与缺陷，然而人工的行政纠谬手段不能粗暴地劫甲济乙，不能违背自由市场的正当规律，也不能忽视机会自由相辅相成的重要。
极端种族主义的马来权贵集团何以能长期操控政治权力而主宰著国家的治理议程呢？一位马来人政治新秀说破了一般既得利益集团同流人所不敢更不愿坦白的原因——实在是一个政治与经济操作上的小逻辑，那就是操弄在民主政治和族群均势的大棋盘上占最大优势的马来群众／选民，特别是底下层劳苦人民，一则以大量大规模以扶贫为名的行政措施来收买乡村农耕人民（包括拓殖区小园主）（这就是在马来西亚政治语境里所俗称的“拐杖”），一则以丧失这些特权／优惠为利器来威慑马来选民。当然在这整个铺天盖地的行政笼络底下，媒体（马来西亚媒体业大概是全世界极少数几乎完全由执政党拥有和操控的国家）和教育体系也就扮演了愚民的角色，使那广大的长久获得免费利益的低下阶层民众不愿意离开那拐杖所赐予的舒服区（comfort zone），而变成上世纪一位从苏联“铁幕”里流亡出来的诗人Czesław Miłosz所说的“被俘虏／禁锢的心灵”（captive mind）。人们常说：人人向往自由，自由可贵，其实在真实的世界里这格言隽语并不实用，在今天这个复杂而黑白不分的世界里，自由意味著责任，对自己负责，对个人的生活负责，更对自己的良心负责，而这是极其可怕的一件事：对自己负责，而天底下却有难以计数的心灵是没有内在能力和外在条件对自己负责任的，这就是那二战时期流亡到美国的佛朗克佛学派心理学家弗罗姆（Erich Fromm）所说的“逃离自由”：别给我自由，自由可怕！
是的，我们何以会有如许多脑残政客盘踞在国家机器的内内外外，把国家不断推向“滥货国家”（pariah state）的深渊？简单的答复是：“不是你们这些蠢货投票选我们出来捧上政权宝座的吗？”当然我们是应该去追寻一个更全面的答案的。这使我想起《圣经》里的一则寓言：薅稗子的权柄。（在这里我是抄书，一部圣书，但我得声明我不是基督教徒，我坚持自己是个无神论者，一个Christopher Hitchens／Richard Dawkin派无神论者，至少是一个朴素的神灭论者，一个在日常生活里也喜欢随缘进出佛堂、神庙、基督教堂、兴都庙堂等圣地的无神论者。）
知道区别麦子和稗子
〈马太福音〉第十三章说：耶稣设个比喻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到长苗吐穗的时候，稗子也显出来了。 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稗子呢？田主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 田主说，不必，恐怕薅稗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容这两样一齐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稗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惟有麦子要收在仓里。”
是的，坏稗子在适当时机要薅出去，好的麦子则要收在仓里。这就是所谓的权柄，就是选民善用手中的选票，知道何者为稗子，何者为麦子，并把稗子薅出去，除此我们别无其他通往天国的门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