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世界上有两百多个国家与地区，其中，联合国成员国有197个。从政治的角度来分类，这些国家可分为四大类：全面民主国如西北欧国家；有缺陷的民主国如大马；民主与威权兼具的混合体质如新加坡，以及威权国如中国。从经济发展的程度来分类，也可分为四大类：低收入国如大多数的非洲国家；中低收入国如印度；中高收入国如中国、大马、泰国等；以及高收入国如西北欧国家。
整体上言，世界上的富有国家大多集中在地球的北部，而多数发展中国家和贫穷国家则相对集中在地球的南部；据此，国际关系学上有所谓北富南穷的说法。这个格局也被称为中心-边缘格局。为何会形成这种中心-边缘格局以及为何大多数国家不能成功的脱贫致富，有着各种不同的说法。主流经济学家和组织如世界银行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本身的内部原因，如政治腐败、社会动乱、国家过度介入经济活动等；因此， 出路就在于更广泛的政治与经济改革，如更高程度的自由化与市场化。
左派的经济学家则认为发达国家成功升级为高收入国之后，便把向上爬升的楼梯踢开kicking away the ladder以便阻止更多的发展中国家跟他们展开高层次的竞争，以便自保。说穿了，这是一种赤裸裸的，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观。
换句话说，凡是都有两面性，国际关系也不例外。发达国家在表面上声称，希望更多贫穷国家能够脱贫致富，但实际上的行为则是另有一套。比方说，最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提出了去风险化 de-risking 的主张，表面理由是要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深层的理由则是害怕中国成为先进高端产品的先进国，进而损及他们的利益。这才是真相。如果中国能够满足于中低端产业而避免在高端产业上与西方国家竞争，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就不会变得那么敏感和紧张。实则，这也是何以中国不再强调（中国制造2025）以减少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恐惧心理。
伸言之，自2008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以及2010年，欧洲发生债务危机以来，中国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关系，变得紧张! 深层的原因在于西方各国对自己的信心大幅下降，而更加害怕中国快速成为经济强国。就去风险化而已，这或多或少会为东南亚国家，如大马带来一定的机会，但是也应该看到这些机会，主要是中低层次的发展机会，而不会是高层次与高增值的发展机会。即便，表面上一些高科技公司会在东南亚设立据点，也主要是开放营销市场而不会是把东南亚视为研究与开发或生产中心，特别是近年来发达国家，如美国也重新提出再工业化的主张，以及要把中高端产业从国外辙回美国，这些动作当然也会限制大马的产业升级。说到底，产业升级还得靠自己而不是靠外资。
虽然安华政府提出了新工业计划，但是也应该意识到，即便这个机会能够成功实现，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而不会在几年内看到成果。就事论事而言，未来几年大马有很大的可能，会如过去二十年一样，保持大约4.5%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而不大可能有质的突破！因为这是一个长远的工程。要实现产业升级，也需要公共与私人部门大量投资与创新活动，如新加坡、以色列与韩国等。大马在这方面的投资，一贯以来都低于GTP 的1%，显然是严重不足。更何况，由于族群因素的限制，大马也不能充分发挥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地尽其力、货畅其流这十六字发展真言。其实，1960-1980年代，是发展中国家难得的产业升级机会，如亚洲四小龙（ 台湾、韩国、香港、新加坡）成功升级为高收入经济体的事情，可惜大马却在这时期出台了自缚手脚的经济政策，以至失去了这大好机会。
作为一个中高收入国，大马如要避开与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展开鸿海竞争，突围之道就在于透过创新，提高产业层次与生产力才能实质地提高一般工作人口的实际收入水平。
作者简介：
孙和声1955年生于霹雳江沙，祖籍潮州普宁县。小学就读于江沙崇华小学，由于大水灾转入霹雳和丰兴中国民型小学与中学。曾就读于台湾政治大学国际贸易学习及到日本学习日语。1990年回国在日资公司当译员和公司顾问。现为退休人士，居巴生，为巴生滨华老友联谊会时事讲座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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